简介：袁任远，原名明濂，1898年农历4月生于三官寺。1912年秋考入慈利中学，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对一些不公允的事，常抱不平。有一次，学校对一学生处理不公，悬牌记过，他和另两同学撕掉了学校的布告，砸毁了记过牌，结果，受到了学校的处罚。

1918年夏，考入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翌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参加了总罢课和爱国宣传活动。暑假返慈后，向慈利中学学生介绍“五四运动”以及长沙各校反帝爱国活动的情况，动员他们向广大群众开展爱国宣传。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激起了他关心国家大事、改造社会的热情，立志投身改造社会活动。1921年，他任湘西学生联合会主席，深感农村教育是一桩重要事情。次年，他在三官寺组织慈利第一农村阅报社，使农民有接触新文化的机会。

1922年夏，他在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通过湖南司法司司长徐仲衡（慈利江垭人）的推荐，被委任为零陵地方法院审判员。报子送委任状时，索取“喜钱”，他鄙薄当时官场的陋习，辞不赴任。

1922年8月，他到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由同学黎宗烈介绍到吉隆坡士我月小学教书。次年，转到吉隆坡尊孔中学教历史、地理课。在课堂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因而引起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后去缅甸仰光，在《缅甸新报》任编辑时，和《仰光日报》许苏魂《共产党员》过从较密，两人政治观点一致。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变化很大，开始由一个共产主义同情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拥护者。

1925年4月，袁由海外回到湖南。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中共湖南省委派他到慈利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慈利县筹备委员会主任。7月底，他和张一鸣到达慈利，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组成国民党慈利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又派了几名共产党员到慈利。10月，成立中共慈利县特别支部，与此同时，还吸收一批新共产党员。年底，在全县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党部。1927年初，正式成立中共慈利县委员会，袁任行员；同时成立国民党慈利县执行委员会，袁任常务委员。嗣后，县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等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

5月上旬，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召开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他和张一鸣、黎夏卿、叶际熙4人代表慈利县出席会议。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6月10日，他潜离长沙，前往武汉。6月下旬，毛泽东召集湖南各地去武汉的共产党人开会。会上，毛泽东说，有山靠山，有水靠水，号召大家回原工作的地方进行武装斗争。于是袁于7月上旬辗转回到慈利通津铺。那时，他被列为慈利四大“暴徒”之首，受到通缉，在慈利不能立足。8月初又去长沙，恰逢南昌起义之后，长沙戒严，找不到省委，复折回石门。

袁到石门后，参加石门县委，改名袁思贤，到白洋湖第六完小当教员，秘密发展党员，准备起义。

1928年春，反动派镇压了北乡、中乡的起义之后，派兵到南乡清乡，当时南乡约有共产党员百人，有组织的群众约六七百人，袁等将积极分子组成暴动队。5月上旬，石门县警备队的6名士兵，到花薮乡的寺垭捕捉人罚款。袁等闻讯后及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他们开刀。约集佘汉初等10余人于5月7日半夜摸到寺垭铺，将6个警备队士兵砍死并张贴罪状和标语。这次行动，拉开发南乡武装起义的序幕。紧接着，又组织夏家巷起义，砍死团总梅青圃等人。于是以花薮区、夏家巷的武装为基础，成立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以佘汉初为司令，袁为党代表。起义队伍不断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扩大根据地，形成以太浮山为中心，东至临澧佘氏桥，西至桃源界溪河、慈利老棚，北至石门县会垭山，南至桃源盘龙桥，纵横200余里的武装割据局面。但在敌人疯狂“围剿”、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南乡武装割据为时仅三个月就失败了，辗转去上海找到张沈川，接上了党的关系。1929年2月，党中央分配他到上海赤色总工会任秘书。从此改名为袁任远。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派袁到广西李明瑞部工作，分配到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9月底，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反蒋失败，俞作伯去香港，李明瑞留在龙州，准备继续与共产党合作。时，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为代表，到广西准备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11月中旬，袁随同邓小平到左江检查布署工作，为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作准备。右江起义前，袁参加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他和佘惠起草起义布告、告群众书、起义宣言以及标语口号。12月11日，右江宣传起义，成立红七军，袁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930年1月，敌人乘虚进攻百色，他带领政治部的十几名干部和一个排将进犯西门的敌人打垮。

1931年2月，部队在桂岭整编，他任五十五团政委，随红军到中央根据地后，先后任第八军政治部主任、独立十二师政委、湘赣省委秘书长、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34年11月，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省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曾率领工作队配合红五十三团在溪口创建革命根据地，组建中共溪口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1935年4月又率领红十六团来到慈利三官寺组建地方游击武装，7天中扩招红军千余人。1935年10月，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在长征时，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他任三十二军政委。坚定地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反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抵达陕北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1943年任绥德专员，他正确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绥德专区的一些开明士绅，后来都成为边区知名的民主人士，不少人还参加了边区政府的工作。如米脂的李鼎铭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绥德的安文钦是边区参议会议长。在大生产运动中，全专区粮食两年获得大丰收。当时绥德地区城乡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1945年4月，袁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闭幕后，袁随三五九旅组成的南下支队东渡黄河。当时日本政府已宣布投降，时局突变，部队暂停止前进，后接中共中央电令，要该部迅速赶到东北。三五九旅抽调干部30人组成先遗队，袁是其中一员。先遗队骑马先行，日夜兼程，赶到东北局报到。中共吉林工作委员会成立后，袁任委员兼永吉地委书记。根据中共东北局指示，积极扩大部队，仅在吉林市就组建了三个纵队。这三个纵队后来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十一师，袁任政治委员。1946年7月，袁被调到军调部执行小组任第三十四组少将组长。1946年12月任吉林省政府秘书长，1947年8月任吉林省政府副主席。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任湖南省副主席。1954年，任内务部副部长，分管优抚和地政工作，后又分管农村救济工作。当发生水灾后，他都要乘船到重灾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及时发放救济物资，妥善安排灾民的生产生活。1956年8月，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8年春，调任青海省省长。1962年底，调任中共监察委员会常委。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袁曾向专案人员介绍了一老同志三十年代被捕后在监狱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真实情况，因而“造反派”诬蔑为包庇坏人，对他进行批判，并抄了家，还把他软禁起来。1969年，要袁离开北京迁往江西，林彪事件被揭露后返回北京。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其骨干分子在一段时间内仍掌握着中央的组织和人事大权，大批受迫害的老同志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袁向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反映，并联名向中央领导人写信，使老同志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袁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副书记。1982年，中共第十二民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还当选过第4届政协常委，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6年1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